看病经历 我今年45岁，1984年我正当而立之年，父亲遇车祸去世，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一下子把我打垮了。我情绪低落到极点，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往日的兴趣。妻子开始带我看病。北京的各大综合医院都跑遍了，各种检查都证实我没病，最后来到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就诊，诊断非常明确：抑郁症。妻子看到这个诊断，哭了。但我们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开始了治疗。1989年5月，我的病情开始恶化，出现了躁动和关系妄想等症状。1990年底，我又出现了强迫意向，要伤害自己可爱的女儿和体弱的老母，一见到锐利的物品，如刀、剪等，这种冲动就更加强烈，后来，又相继出现了罪恶妄想和感知觉障碍。最后，我想到死。1991年初，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，当时被诊为“躁狂抑郁型精神病”。治疗期间，药物的副反应使我体验了很多痛苦，如震颤、碎步、膝关节不能弯曲、坐立不安、心慌气短、视物模糊、便秘、小便不畅等。1993年6月出院时，我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好转，继续门诊治疗。1994年，在一位医术高超、医德高尚的老专家的精心治疗下，我的病情明显好转。
帮助病友 在患病的几年里，亲人和社会为我付出的太多了。为别人做点什么，是我救助同病相怜者的初衷。从1996年初，我主动为病友挂号，有时早上四点多钟就得赶到医院。挂号的时候，我看见痛苦的家属和病人，我就尝试着去安慰一下。但我的知识太少了，于是，我买了大量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及相关方面的书籍来阅读。一次，一位病友因服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，不得不停药后，病情突然恶化，出现了极度的躁动不安。我让家属用宽布带把病友绑在床上。我一直对病友说：“是我不好，一定要送你来住院。”我为什么承担这个责任呢？因为强行送精神病人住院，他们是很难接受的，他们根本否认自己有病，由此会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或被欺骗感。家属如果充当了“欺骗人”的角色，会直接影响病人的康复。
我的收获 从帮助病友和他们的亲属的过程中，我得到了启示：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精神康复包括医疗康复、心理康复、社会康复和职业技能康复，光靠医务人员精心的治疗和单个家庭的努力是不够的，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参与，乃至整个社会的融入。
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，我也有了很大改变。首先，从相互的尊重中，我学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人家着想，减少了固执和偏激。第二是学会了换个活法，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不只是学习和工作，还应去享受生活给你的一切，我的兴趣广泛了，读书、集邮、养花、听音乐、郊游等。这些能陶冶情操的生活方式，在患病之前一直被我认为是浪费时间。第三是学会了正确认识自我，能够较准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，减少了失败感。
（《健康报》2001．4．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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